第一卷 教师与士兵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学术的虚妄
北大的俯就
遥远的掌声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教师与士兵
教师与总统
残忍的快乐
梦想的勇气
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触目惊心的“校服腐败”
没有童年的“名模”
“班干部”制度与孩子的官僚化
欲说还休的“语文”
作文岂能“”？
真与信誉社会
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我们为什么不会游戏？
告别战争语言
第二卷 与天空接近
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高勤荣，你在哪里？
别了，“三高”；别了，拳王
国宝、巨款与爱国主义
“狐狸洞”与“包二奶”
无耻者无畏
网络上下的“杀人”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斯德哥尔摩的沉船
凤凰城里的老先生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陈寅恪的故居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城市的灵魂
丽江，更加接近天空的地方
人生三境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写给先锋书店
第三卷 光如何灼痛自己
乡村生死场
——序许宏泉《乡事十记》
爱，直到受伤
——序曹燮《六百个孤儿的父亲——慈善家余祖亮的传奇人生》
哪个文人不帮闲？
——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知识”与“分子”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巨人是这样生活的
——读钟肇政《史怀泽传》
发现真正的“苏东”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朝圣者的容颜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非洲大陆的“一九八四”
——读奈保尔《河湾》
白鸽，从轮椅上飞起
——读陶涵《蒋经国传》
·被丢弃的双胞胎
·特务头子
·轮椅上飞起的白鸽
他们是伟人，更是有缺点的人
——评埃利斯《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
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
——读福山《信任》
戴着镣铐的写作
——从虹影小说《K》说起
什么样的作家会被历史感激？
——读王开岭《跟随勇敢的心》
光如何灼痛自己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青春有悔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不再彷徨
——评画家旺望忘作品《擦肩而过》
何处寻找安慰？
——评摄影家周传荣的系列作品
在语言暴力的乌托邦中迷失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第一卷 教师与士兵
“乱点鸳鸯谱”的大学合并
近几年来，中国各大高校之间兴起了一股势头强劲的“合并风潮”。最近一次倍受瞩目的合并是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这一合并受到教育部门高级官员的嘉许，国内传媒也在显著位置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以大为美”在高等教育界形成一时之风尚。浙江大学合并了杭州市的若干所院校，号称中国大陆学科体系最齐全、学生人数最多的高校。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并、重庆大学与重庆建筑大学合并、武汉大学与同济医学院合并、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等等，也都引人注目。有的城市，由合并进而引发几所老牌大学之间的激烈竞争，例如在武汉两所规模最大的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分别吞并了好几所专业院校，企图在“蚕食”中壮大自己、压倒对方。另外的一些城市里，则出现了一所大学“独占鳌头”的局面，例如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就在策划吞并位于同一城市的大部分院校，从而使得自己在广州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在某些城市里，干脆将原有的一大批二流学院全部合并成一所庞大的大学。比如新成立的上海大学，就因为合并了数家专业院校而突然就膨胀成为“远东地区规模最宏大的大学”。
然而在我看来，就合并而言，具体到每一所学校，利弊并不一样。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大学的合并算是“水到渠成”。因为在五十年代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之前，北医大就是北大的医学院。两校之间渊源深厚，近年来也合作亲密，北大生物系与北医大某些学科实行共同招生。此次合并有利于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优化。相反，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合并，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在不久前召开的一次政协会议上，就有教育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工艺美院需要自由宽松的艺术创作环境，它的教学与清华严谨务实的校风迥然不同，生硬地将两校合并在一起，丝毫起不到互补的结果，无异于“拉郎配”。两所学校一所在城市的西北，一所在东部，相隔数十公里，“统一管理”显然不现实，那么这种名义上的合并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呢？
据说，天津市正在策划将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其他地区依靠大学合并，已经让自己省区内的大学在排行榜上的排名靠前了不少。如果天津再不合并，两所名校“单打独斗”，则难以挤入全国前十名。所以，地方领导便异想天开地拿出这样一个宏大的计划来。然而，有学者却声称，这个计划一旦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天津大学的前身是官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在工程技术方面实力雄厚；而南开大学的前身则是以文理基础学科为特色的私立大学，两校在历史、性质、校风、发展方向等方面均“风马牛不相及”，强迫它们在短时间内合并，就好像将不同血型的血液强制输入一个人的体内，必将引起一连串不良反应。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使得两所学校的特色和传统都受到严重伤害。可以说，当一所“四不像”的“巨无霸”产生的时候，也将是两所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牌大学“寿终正寝”的时候。
隐藏在盲目的合并行为背后的，还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大学是否越大越好？合并所带来的结果究竟是“一加一大于二”，还是“一加一小于二”？（这道连幼儿园小班的孩子都会回答的算术题，放在此处，我们的教育专家们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将答案脱口而出）我想继续我的追问：第一流的学术水平难道真的能够在简单的合并中产生吗？仅仅进行名义上的合并而没有教育理念上的深刻变革和教学体制上的全面更新，中国的大学就真能够“超英赶美”吗？盲目扩招和大学合并，是否又是一轮新的“教育大跃进”呢？
中国的大学当然需要变革，但胡乱的合并非上策。今天的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是重新建构大学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恢复民国时代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与教会大学三足鼎力的格局，让各类大学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同时，建立起一个由研究性大学、地区性大学、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等共同构成的、立体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些大学和学院各自吸引不同层次的生源，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
显然，比合并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学者丁学良对大学制度的建设有一番精彩之论。他认为，大学本身作为一个制度，有几个核心的部分。首先，大学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管它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或是公私共建的大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显然，建立这样的独立机构之前，中国必须有相应的法律——这就像没有银行法就不可能有现代银行制度，没有公司法就不可能有现代公司制度一样，如果没有“大学法”或相关的法律，就不可能有现代大学制度。一个社会有了这样的大法律环境后，创办大学的第一步，得有这所大学自己的“宪章”。这宪章就是这所大学的基本法，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小改动都要通过严谨的程序。宪章的制定不需要白手起家，它首先参照了本国相关的法律架构，也参考了以前好的著名大学的宪章，同时也应该参考本大学目标所瞄准的国际上那几所最好的大学的宪章。第二步，从组织架构看，大学必须要有校董会。政府办的公立大学也要有校董会，其成员有的来自政府或立法机构，但更多的来自社会贤达，还有一部分是本大学的最主要的学术负责人。他们是本社会具有很高威望的公众人物，或是取得了很高专业成就的人。校董会并不参与大学的实际运作细节，但每年都要开多次正式的会议，对大学的方向和重要举措进行监督、指导和规划。校董会不是政府某一部门的附属，而是由具备社会公信力和学术界高等职位的人士组成的该大学的监领机构，具有法律保障的独立自主权限。
“大学之大”，确乎不在于建筑之大、面积之广（还有一个富于中国特色的“级别之高”——不少北大学生就以北大是唯一的一所“副部级大学”而洋洋得意），也不在教授和学生人数之多，更不在资金的充裕、实力的雄厚。“大学之大”乃在于学术独立与教育自由的程度。而要拥有真正的学术独立和教育自由，必须要有法律切实而严密的保障。否则，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像是“巨无霸”的大学，因为内部并没有钢筋铁骨的支撑，往往风雨未来而根基先垮。近年来，经过一番或者是“水到渠成”、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合并，中国的确涌现出了一批所谓的“巨型大学”来。但是，哪一所大学不是按照衙门的方式来构架的呢？在这些学校里，党政及后勤系统之庞大举世罕见，而真正从事教学科研的职位却受到严格限制。“无法”自然就导致“无天”，大学成了一个人人都想扑上去啃一口的大蛋糕。这一艘艘“负债累累”的“航空母舰”究竟能够行驶多远呢？
没有制度保障，也就没有大学精神和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我认为，与其由主管部门“乱点鸳鸯谱”大肆合并，不如老老实实地静下心来完成制度建构和权力转移。对比西方成熟的大学制度，中国大学的根本问题正如丁学良所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主由法定的宪章保障。西方大学体制中有一样基本的东西，就是大学的自主性。就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没有自主性就不成其为现代企业、就不能持续发展一样，大学没有自主性就不可能成为现代型大学，就会缺乏生命力。这一点大学与企业是共通的。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使人们达成共识：企业必须要有自主权；当中国的企业还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大学仍然是‘衙门’或‘衙门’附属品的话，中国的大学没有希望。”那些患上了“合并瘾”的教育官员们，真该听听丁学良的真知灼见。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合并，并非合并减少了官僚的职位，恰恰相反倒是增加了官僚的职位——在原有的各所大学的组织建构上面，又增加了一层管理人员。因此，他们怎么会放弃大学“衙门化”的努力呢？